变法者们之朱氏当国
朱氏于 1991 年接任副总理,以副总理的身份主持国务院的全面工作。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国内刚刚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内部动乱,由于采取了刚硬的手段予以处置,欧美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处罚,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重税,严厉的武器禁运,以及全方位的技术封锁。
1/n
朱氏于 1991 年接任副总理,以副总理的身份主持国务院的全面工作。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国内刚刚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内部动乱,由于采取了刚硬的手段予以处置,欧美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处罚,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重税,严厉的武器禁运,以及全方位的技术封锁。
1/n
这些处罚措施一直到今时今日都没有完全解除。中国的制造业因此遭受重创, 1992 年工业企业亏损家数为 6.5 万,到 1995 年暴增到 12.8 万家,直接就是翻了一倍。请注意,这个时候中国的民营工业还没怎么发展起来,所以这些亏损企业基本上全都是国企。国内物价飞涨,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
2/n
2/n
1993 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15%,94 年上涨 24%,95 年上涨 17%,三年下来,物价涨幅高达 67%。与此同时,人民币汇率几乎相当于崩盘。1989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 3.77,在经历了这一年的动乱之后,到 1990 年就贬值到 4.78,1991 年继续贬值到 5.32,两年时间,贬值幅度就达到了 41%。
3/n
3/n
此后人民币继续贬值,一直贬值到 1994 年的 8.62,才勉强算是守住了汇率。5 年下来,贬值幅度高达 128%。国际上同样不太平,1991 年初的时候美国发起了海湾战争,狠狠的刷了一遍存在感,明确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。到年底的时候,无从抵抗美元地位的苏联就在剧烈的动荡之中解体,留下满地狼藉
4/n
4/n
眼看着全世界就只剩下中国这个唯一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大国,面对着举世排华的险恶局面,如何生存下来,成为摆在我大中国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。
朱相临危受命,干的第一件事,就是放开对民间资本的严厉管束。关于民间资本的管控问题,这里必须回顾一下。我大中国建国之初,定下的基本国策
5/n
朱相临危受命,干的第一件事,就是放开对民间资本的严厉管束。关于民间资本的管控问题,这里必须回顾一下。我大中国建国之初,定下的基本国策
5/n
就是彻底消灭民间资本。农村的土改消灭了地主,城市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,则消灭了资本家。此后通过连续 30 年的历次政治运动,更是在肉体上将有本事操弄资本的人消灭了个干净。1979 年搞改革开放,首先放开的是对外资进入中国办企业的限制,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就在当年度颁发,但是
6/n
6/n
一直到 1990 年,中国人自己开厂办企业,或者进行正常的商贸活动,那可都是违法犯罪行为,都是要坐牢的。外国人开厂挣钱可以,中国人竟然连挣钱的机会都被剥夺。这简直算是国家层面的崇洋媚外了。1982 年温州八个最知名的个体户以投机倒把罪捕,史称 “八大王事件”。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
7/n
7/n
在全国范围内激起巨大的骂声,八大王被抓了两年后,中国政府就迫于压力,被迫把他们放出来。然而在制度上,没有任何改变,甚至变本加厉。官员们竟然获得了倒卖商品牟利的特权,史称 “官倒”,而老百姓只能计算着手里可怜的一点粮票布票,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。这事如果能忍,那中国现在应该还在秦朝
8/n
8/n
朱氏从底层一路打拼上来,深知民间疾苦。唯有开放民资,给老百姓挣钱的机会,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。1993 年年底,朱氏顶住了重重压力,终于让千呼万唤的《公司法》的正式出台。从这个时候开始,中国人开办企业,终于在法律上不被视为万恶的资本家,不被视为一种流氓和剥削行为。1997 年
9/n
9/n
刑法上的 “投机倒把罪” 被正式撤销,正常低买高卖的商务活动,不再被视为犯罪。中国人自此才真正获得了民间投资的生存空间,而中国经济,在这个时刻之后,才走向了真正的腾飞,才能在 2000 年到 2010 年的时间里,创造出奇迹般的连续十年高速增长。朱氏当国,仅开放民资这一条,就算得上功德无量
10/n
10/n
然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,已经处于亡国边缘。开放民资这个做法,固然是治本之策,但是见效太慢。要等着早先已经被肉体消灭干净的民营资本家重新成长起来,支撑起中国经济,没有个十年八年,根本就不可能。在急切之间,好像总得要下几剂猛药,给孱弱的中国经济打几剂强心针,才能缓过气来,慢慢发展
11/n
11/n
于是朱氏祭出了两个大杀招:财税领域的分税制,以及国企领域的抓大放小。这两个大招,将给中国带来极其深重的影响。
分税制这个东西,走的还是王安石那一派的路子,无非就是集天下财富于京城,强化中央集权。照理说,政府的财税体制,是建立在事权分配的基础之上。中央政权干多少事
12/n
分税制这个东西,走的还是王安石那一派的路子,无非就是集天下财富于京城,强化中央集权。照理说,政府的财税体制,是建立在事权分配的基础之上。中央政权干多少事
12/n
地方政权干多少事,大家根据各自干的事情的多少,按比例分配财税收入。在汉武帝和王安石的时代,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,就是抵御游牧民族入侵,维持中华文明的延续,所以王安石可以占据大义的名分,理直气壮的聚敛天下财富。现在眼看着我大中国再次陷入生死困境,所以强化中央集权
13/n
13/n
把全国的财富都归集到中央手里,让看起来公平公正的中央政府掌握最大的资源,好钢用在刀刃上,把有限的财富用于救援最惨的地区,或者操办大项目,这同样也具备了大义名分。所以分税制改革从 1994 年开始推行,朱氏原本以为这事会遭遇巨大的阻力,结果到 1995 年就全面完成。分税制改革之前
14/n
14/n
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是 3 比 7,改革之后倒了过来,中央拿 7,地方拿 3。我们必须知道的是:收入分配比例虽然改了,但是事权没变。属于中央的职责依然就是军事外交这一块,而最需要花钱的民生领域,依然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,也就是说,地方政府拿着 3 成的收入,要干 7 成的事。
15/n
15/n
现在我们回头看的话,王安石的聚财式变法,以及我们今天的分税制,其实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:第一,生存困境;第二,中央政府在财富使用的高效性。这两点缺一不可。没有了生存困境,中央聚敛财富的行为就没有了正当理由(按:未必,例如怀有雄心壮志的领袖要实现其伟大理想就需要很多钱)
16/n
16/n
按事权分配收入才是正当的(按:人类社会可不是按照正当原则建立和管理的)。而如果中央政府乱折腾,瞎花钱,那就万事皆休。王安石变法之所以最终失败,全数被废,是输在了第二条上,他聚敛了举国的财富,最终却在跟西夏的第四次大会战中无功而返,基本上瞎花钱的罪名跑不了。而我大中国
17/n
17/n
则很快遭遇了第一条困境。2000 年之后我大中国经济已经缓过了气来,GDP 增速恨不得长年维持 15% 以上,放开管束之后的民营制造业发展得如火如荼,尤其是 2000 年加入世贸之后,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,生产了全世界 15% 以上的商品,中国制造横扫全球,把欧美的基础制造业打得哭爹叫娘
18/n
18/n
产业工人纷纷失业,底特律都被打到要破产,工会组织们对中国恨之入骨,但是拿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到这个时候,再拿所谓的生存困境出来说事,就非常无聊了。中央政府富得流油,手里的钱多到没地方花,一到年底就突击上项目;而地方政府穷得死去活来,为了多收点税
19/n
19/n
整天派城管跟流动小贩打架,没事就拖欠老师工资,最后还形成了卖地财政,搞暴力拆迁,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。这一切的一切,都在于时移世易,分税制早已经丧失了正当性,但中央政府啃大蛋糕啃习惯了,硬是不肯撒手。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能解决,恨不得算是中国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大的毒瘤
20/n
20/n
只要触碰一下,就要喷出一股股恶臭的毒液,把所有人统统淹没。
朱氏的第二剂猛药,国企的抓大放下,则带来了另一个在当时根本想象不到的恶果:权贵资本的壮大。在当时,朱氏的想法很是简单,把处于亏损之中的中小型国企都给卖了,只保留关键领域的大型国企,以便给财政减负
21/n
朱氏的第二剂猛药,国企的抓大放下,则带来了另一个在当时根本想象不到的恶果:权贵资本的壮大。在当时,朱氏的想法很是简单,把处于亏损之中的中小型国企都给卖了,只保留关键领域的大型国企,以便给财政减负
21/n
卖企业的时候多少也还能收到一笔钱,这简直算是开源又节流的大好事。这事从 1995 年开始弄,到 1999 年基本弄完,按官方说法,大概总共有 1200 万的中小国企工人下岗,在各种上访闹事之后,最终在 2000 年之后无奈的去了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实现了再就业。然而,我们必须意识到一条:这些中小国企
22/n
22/n
最终卖给了谁?在当时,中国刚刚才开放民资,民营资本家根本就还没成气候,也不可能大规模的拿钱出来收购国企资产。所以,剩下的唯一的买家,就是官僚家族,就是在 80 年代的 “官倒” 风潮之中挣了第一桶金的红色贵族子弟。这批人以在当时来说极低的价钱收购了大量的企业资产,此后
23/n
23/n
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缓过劲来,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垃圾的资产,统统变成了黄金,红色贵族们整体上挣得盆满钵满,中国的权贵资本自此成型,并在 2010 年后整体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,但凡有任何挣钱的产业,权贵资本就是一哄而上,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,将所有的财富都吃干抹净
24/n
24/n
连一点残渣都不留给民间资本。这就是 2010 年后耳熟能详的 “国进民退” 的真相。中国经济自此丧失了增长性,从此前 15% 的年增速,暴跌到现在的不足 7%。
2003 年,朱氏从总理位置上离任。他开放了民资,但给这个中国留下了 “分税制” 和 “权贵资本” 这两大毒瘤。他帮助中国度过了 1990 年代的危局
25/n
2003 年,朱氏从总理位置上离任。他开放了民资,但给这个中国留下了 “分税制” 和 “权贵资本” 这两大毒瘤。他帮助中国度过了 1990 年代的危局
25/n
但是他留下的两大毒瘤,已经在现在的 2010 年代发作了出来,让中国经济狼狈不堪。这其中的功与过,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,才能衡量得清楚。今天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着经济长期的下行险恶局面,全世界的经济都进入了危机模式。这一次,我们还能如何度过危机呢?
26/n
26/n
这一次,我们是要继续学王安石,让这个国家身上的毒瘤越长越大,最后毒发身亡,举国暴乱;还是要转过身来,学一学张居正呢?
27/27
27/27
جاري تحميل الاقتراحات...